作者丨陈沁涵 编辑丨胡甄卿

“躺在病床上，麻药失效得有些快，剧烈的疼痛让我大口地深呼吸，在想这是不是在杀人。”香织回忆起11年前的堕胎经历，像是一段犯罪实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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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织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11年前，她在大学期间意外怀孕，8周时才察觉，在和男友商量后，她决定堕胎。当时在诊所可供她选择的只有刮宫手术这一种方式，术后的一两周经历了类似痛经的持续疼痛，还有一些出血，有大半个月没去学校上课。她对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说，手术连带检查花费了近8万日元，“生理上和心理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痛苦，不敢告诉任何人。”

1948年，日本通过《优生保护法》将堕胎合法化，怀孕22周以内可进行人流手术，但只有刮宫术一种选择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口服堕胎药已在中国、美国在内等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。日本妇产科医会的最新调查显示，刮宫手术仍然是现在日本女性堕胎的主流方式之一。

药物堕胎合法化的讨论在日本持续已久，迟迟没有结果，“堕胎自由”在日本女性解放运动中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。英国制药商Linepharma International于2021年底向日本政府提出口服堕胎药“Mefeego Pack”的销售申请，它由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两种药物组成，适用于怀孕9周以内的孕妇进行药流。在经过长达1年多的讨论后，今年1月厚生劳动省专家小组给出了批准决定，但仍需征集公众意见后综合审议。

视觉中国 创意图

今年2月，日本厚生劳动省针对口服堕胎药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在线意见征集，共收到12000份意见，原定在3月24日的会议上宣布审议结果。然而，会议当天突然临时宣布堕胎药的审议议程推迟，时间未定，原因是公众意见过多，需要更多时间整理。一时间，社交平台上的质疑声四起。一名日本网友称“壮阳药的获批速度堪比F1赛车，口服堕胎药的审议进度就像儿童三轮车。”

“日本安全堕胎计划”2月向日本政府提交请愿书。新闻视频截图

“女性把堕胎作为最后的手段和希望，但最终的决定权似乎是由医生掌握的。”日本堕胎问题研究专家、堕胎护理咨询师塚原久美对澎湃新闻说，由于强烈的耻辱感和禁忌，几十年来日本人几乎对堕胎闭口不谈，近几年这一话题才激起一些讨论。她悲观地认为，即使口服堕胎药获批，也解决不了问题，药价高、医疗制度松散、传统观念根深蒂固，“堕胎作为女性权利的意识在日本基本不存在。”

日本女性学研究的开创者上野千鹤子在《女性的思想》中说，日本争取“堕胎自由”的女性解放运动，不仅仅是一场争取“不生孩子的权利”的运动，目标是建立一个女性可以自豪地肯定自身母性的社会。

女性眼中的“污点”，医生口中的“肮脏工作”

回忆起中学时代，香织选修了性教育课程，在课堂上观看了人工流产的手术视频。“影像没有任何马赛克，有一些女生当场就哭了。老师讲解了女性的生理结构并强调了避孕措施的重要性，但是没想到我还是经历了（堕胎）。”

令她印象深刻的是，“麻醉药效消失后阵痛难忍”。在私人诊所进行刮宫手术，一般先用金属器具扩张宫颈，然后用一种形似勺子的器械“刮匙”，把胚胎刮出来。现在在日本做人工流产手术主要有三种类型，分别是“刮宫术”、 “手动真空吸引”、“电动真空吸引”，后两者在2015年才引入，而香织当时别无选择。

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2012年曾表示，不鼓励已经“过时的”刮宫术，“会给女性带来痛苦”，极有可能造成子宫损伤和并发症。然而日本妇产科医会2019年的调查显示，包括与其他手术方法结合在内，六成以上的人工流产手术使用的是刮宫。

由于堕胎手术没有被纳入日本的医疗保险，一般自费大约需要10万至20万日元（约合人民币5294元至10587元）。埼玉县一家妇产科诊所的医生加村和雄告诉澎湃新闻，各家诊所的检查项目、手术方式、收费标准不同，对接诊孕妇的怀孕周数限制也不一样，没有统一的制度规范。

“手动真空吸引法”所用的手术器具 加村和雄 图

加村和雄所在的诊所有三种手术方式可供选择，但他坦言，在使用手动或电动真空吸引时，不排除子宫内部未能完全清除干净的情况，有时还是需要刮宫设备辅助。“我们会向孕妇推荐手动真空吸引，对子宫比较友好，大多数人依旧选择刮宫，一方面是费用低，另一方面是这种方式在日本的认知度比较高，但是对身体伤害较大。”

香织说，相比身体受伤，心理创伤更难愈合。她在人流后反复咨询医生，“手术是否会在身上留下任何印记，在今后体检中会不会被发现”，担心这个污点会跟随一生。医生的回答消除了她的担忧，但那段记忆的阴影难以抹去。

塚原久美作为堕胎问题的研究人员，也很难在情感上自我说服。40年前，她接受了人流手术，当时医生告诉她，“第一次怀孕就做人流的话，之后很容易流产。”后来她第二次怀孕，很想把孩子生下来，结果自然流产了。“那时候觉得自己因为选择堕胎而杀害了两条生命，想到就非常痛苦。”

“不只是堕胎者身心受伤，有一些妇产科医生会认为参与生命的诞生是神圣的工作，而人流是一项‘肮脏’的工作。”加村和雄说，人们对堕胎的禁忌感很强，而他希望将注意力转移到医疗安全上。“经手的人流手术有数百台，但谁也无法保证手术万无一失。我们曾遇到过患者刮宫术后大出血休克的紧急事件，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，因为孕妇不知道自己患有罕见的慢性疾病。”他说，人流的风险不容忽视，即使口服堕胎药也会发生大出血、腹痛、呕吐的情况，必须在医疗机构的监护下使用。

2021年12月，英国制药公司Linepharma International向日本申请两种口服堕胎药的销售许可，一年多来日本厚生劳动省一直在审查，称此事“社会关注度较高，需要慎重考虑”。日本妇产科医会会长木下胜之今年1月在接受日媒采访时指出，人们可能认为药流是一种简单的方法，他们担心一些女性在家自行服药出现危险，需要一个能够紧急响应的医疗系统，因此在批准药物之前需要做充足准备。

在塚原久美看来，医生们倾向于传播堕胎药很危险的“错误”信息，因为这将直接影响诊所的生意。日本虽然是医疗先进国，但人流医疗没有规范的指南，医学生师从大学老师，然后代代相传，习惯性依赖于古老的手术方式，“堕胎既是社会问题，也是医疗问题。”

被强行灌输的“罪恶感”

“有手术和药物两种选择，女性在考虑各自的优缺点后做出自己的选择，这很重要。”香织说道。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2年发布的最新卫生行政报告，2020年日本国内有14万余人进行人流手术。

“在日本，如何堕胎全听医生的意见。”塚原久美举例说，一般情况下一台人流手术的费用是10万日元，如果医生说“我们诊所成本更高，要15万日元”，只能照单全收。“用什么方式手术，是否需要配偶和父母同意，都是接诊医生说了算，即使是未婚女性有时也被要求征得男方的同意，这些都不是法律规定，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医生制定自己的规则。”她认为，在医生主导的背景下，口服堕胎药的引进变得更加困难，医生可以通过简单的手术获得较高收益，药流的出现“动了诊所的奶酪”。

当被问及对引进口服堕胎药的意见，加村和雄没有直接回答，承认口服堕胎药的普及会减少私人诊所的收入。但是他指出，药流可能需要住院观察，反而会增加一些人的经济负担。而且药流看起来对女性更加友好，其实也会出现分娩疼痛、出血风险，“不是毫无负担的完美方式”。

加村和雄提到的经济负担是口服堕胎药上市的最大焦点之一，“堕胎药10万日元”一度在日区推特上登上热搜榜。这一价格源于日本妇产科医会的估算，与目前传统的人流手术费用相当。由此，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针对妇产科医会的抗议声，认为药价过高。

宣传女性健康的志愿组织“日本安全堕胎计划”今年2月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，附有6.8万人的签名，呼吁降低口服堕胎药的自费费用，称“高成本是阻碍安全堕胎的因素之一。”如果药价很贵，普通人很难获得，将会发生的最坏情况是制药商退出日本市场。活动人士希望政府给予堕胎药一定程度的补贴，确保有足够的人愿意使用，持续几年后，药流的可靠性就能在日本女性群体中得到证实。

药价公平或许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实现，但是围绕堕胎的“罪恶”观念难以迅速扭转。许多人认为，日本在“堕胎自由”方面落后，追溯源头是刑法中的“堕胎罪”让人们存在根深蒂固的罪责意识。

明治四十年（1907年）颁布的日本刑法中明确记入“堕胎罪”，即处于妊娠中的妇女使用药物或者其他方法堕胎被视为违法，可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昭和年代初期，知名女演员志贺晓子两度堕胎，因犯堕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（缓刑3年）。此事件一度激起有关堕胎罪的热议，一方面有媒体大肆炒作“女星杀婴”的新闻，引发女性贞洁和母性的讨论，另一方面，有意见认为只有女方被控犯罪是不合理的。

1936年日本女演员志贺晓子在《朝日新闻》上就堕胎事件刊登自述文章。

此后日本法律几经修订，但堕胎罪名一直存在，只是条款细则不断变动。二战后的1948年，日本参照纳粹德国的《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》，出台了《优生保护法》，规定妊娠未满22周的孕妇可通过指定医生进行堕胎手术，主要目的是防止“有缺陷”的婴儿出生，堕胎在事实上合法化。之后法案几经修订，基于优生学的强制性堕胎、绝育等条文被删除，但旧法的许多内容仍然保留，比如人流须在医疗机构中进行，原则上须征得配偶的同意等。

婚后女性堕胎须征求配偶的同意，这意味着男性的理解至关重要，但现实令人无奈。塚原久美举了个例子，前些天她在社交平台上开放了一个针对堕胎的公开讨论空间，有一名年轻男性留言说，“如果要讨论性，首先女人要明白，对男人而言，性是为了自己的快乐。”我对那名男性说：“女人不是为了你的快乐而存在的吧，做爱难道不是为了彼此的快乐吗”。在进行性教育之前还应该进行人权教育，许多不懂得尊重对方的人在进行性行为，对女性来说，社会变成了遭受性暴力的地方。

几十年来，日本在“堕胎自由”上的行动停滞不前，不仅是堕胎药难以触及，避孕药的引入也路途漫漫。虽然避孕药自20世纪70年代已被介绍到日本，但由于违反《药事法》，此后近20年的时间一直无法在日销售，直到90年代部分禁令才得以解除，但也必须凭借医生处方才能获得。讽刺的是，由美国辉瑞公司研发的壮阳药“万艾可”在日本仅耗时3个月就获得批准，审批速度之快非常罕见。

“决策者中男性占多数，他们是否能切身理解和关心女性。”香织说，她在中学时代能学习性教育课程，而现在孩子们已经接触不到当年的那些内容。塚原久美介绍，进入21世纪，日本学校中的性教育课程变得糟糕，并逐渐被“生命教育”课程取代，一些保守政客反复强调“堕胎有罪”，否定性教育，“比起20世纪末，现在这一代的年轻女性对堕胎的罪恶感更强，实际上是社会强行灌输的。”

堕胎问题与女性主义的距离

“我想改变女性群体之间弥漫的无力感。”30多岁的笛美供职于日本一家广告公司，以女性主义博主的身份活跃在社交平台，并以个人经历出版了《都是宿命吗？大叔社会和女孩的一生》一书，获得关注。近几个月，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宣传文案，呼吁人们重视堕胎的自由选择，支持口服堕胎药上市，得到了许多女性的响应。

在笛美20多岁的时候，日本政府开始宣传少子化对策和婚活（找寻结婚对象的活动），新闻上出现了“如果不早点结婚生子，卵子就会老化”的警告。政治家们也发表“女性是生育机器”、“LGBT人群不生孩子所以没有生产力”这样的言论。“自己没有生育计划，但在外界的期待之下产生了不得不生育的想法。”她对澎湃新闻说道。

笛美做的海报，其上文字意为：我想要对那些谴责堕胎的人说的话。

“原本想着既然早晚要结婚生子，应该早一些在职场稳定下来，于是先努力工作。可是世俗的观点是，不早点结婚作为女性的价值就会下降。而结婚生子，事业就很难获得成功。如果不生孩子，就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。”伴随着这种循环往复的烦恼，笛美经常陷入自责。

在身边人的催促下，笛美去参加婚活（指相亲），婚介所建议把年收入说得低一些，称“女性如果拼命工作会让男性觉得可怕”。在接触形形色色的婚活对象后，她了解到“许多男性最初被女性魅力吸引，但其实他们更希望找到一个婚后能支持自己、养育子女的女性。”笛美强烈地意识到“生不生应该由自己决定”。

围绕女性的生育选择权，笛美关注到日本的避孕和堕胎现状，“日本有没有把女性当作人来尊重，我有了这种怀疑的心情。”作为广告人，她利用漫画形式制作了“想对那些批评堕胎的人说”系列海报，对有关堕胎的误解和偏见进行解释，并鼓励网民参与厚生劳动省的公众意见征集活动，“想让女性同胞们认识到自己或许也能做些什么”。

笛美做的海报，其上文字意为：珍爱健康和人生，拥有更多选择更好。

近几年，日本女性主义者中不乏笛美这样的社交网络意见领袖，她们将“堕胎自由”的主张带入到了女性主义运动之中，被视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后之后的又一波堕胎自由倡议浪潮。

1972年，日本国会审议《优生保护法》修正案，讨论删除“经济条款”，意味着在事实上禁止堕胎，并附加“胎儿条款”，即如果预判胎儿可能出现身体或精神障害，孕妇可以堕胎。当时，日本女性解放运动者发起抗议运动，并在厚生省（现厚生劳动省）静坐，喊出了“生不生由女人决定”的口号。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，国会未能通过修正案。

塚原久美指出，当下女性主义运动中对堕胎自由的主张与过去不可相提并论。过去，母性女权主义很强，那时候女性很少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而是思考身为母亲应该怎么做，为别人着想。尽管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而运动，却不主张自己的利益。如今日本年轻一代是为了自己而不愿怀孕生子，认为做人工流产和做绝育手术是自己的权利，这种女性主义观或许和欧美很接近，但在日本还没有形成主流。

笛美也认为日本的女性主义发展尚在起步阶段。“日本是以男性为中心构建的社会，女性则以配偶角色支持。”她说，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有人说“女性为了让男性高兴，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做个幼弱的笨蛋。”在这样的社会，发表个人主张的女性让人觉得碍眼，长久以来为实现两性平等的努力还没有开花结果。

在外界的印象中，“贤妻良母”是过去日本女性的符号化形象。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有一部以日本职场为舞台的人气漫画《课长 岛耕作》，其中有画面描绘女性员工一大早上班，打扫办公室，准备茶水和烟灰缸，这是当时职业女性的真实写照，甚至许多公司在招聘时明文标注应征者限于男性。1986年《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》给这样的社会风气打上了休止符，女性运动兴起，并在20世纪末掀起高潮，《男女共同参画基本法》出台成为女性主义制度化的标志之一。

漫画《课长 岛耕作》的封面

日本女性并不是一直沉默的，但是她们的发声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干预。在日本保守派人士看来，平权运动对传统的两性关系造成威胁，可能破坏家庭纽带，他们将“无性别差异”(gender free)曲解为“自由的性行为”（free sex），并加以宣传，2000年开始发起了针对“性别平等政策”的反击运动，自民党内部为此设立了“激进性教育/无性别差异教育调查项目组”，当时项目组负责人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，而他在就任首相后却提出了“女性活跃”政策。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，女性主义运动的实效并不显著。

“我自己与日本的女性主义运动保持距离。”塚原久美谨慎地认为，在日本，不应将堕胎自由问题与女性主义问题相捆绑，“上世纪60年代，随着避孕药的出现，堕胎被合法化，西方女性主义蓬勃发展，女性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，具有极大的意义，那才是女性主义的原点。”

尽管大部分西方国家已陆续将堕胎合法化，但是去年6月，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、终结了50年来对堕胎宪法权利的保护，堕胎权问题再次在西方社会引起轩然大波，“选择权”和“生命权”的拉扯成为一个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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